果人日记

《时尚先生》5月刊五四纪念专题《新青年再出发》前言

去年5月的一天，我踩着单车去灵隐寺。在灵隐寺前的路旁坐下来，看一块巨石下，一队蚂蚁在午后的阳光下运送粮食，在我残忍的童年，我曾以虐杀它们为乐：用火，用水，用石灰……但此时我脑子里爬出《西湖诗词》中的一行行诗句，竭力想从这些无辜的蚂蚁身上，榨取一点可怜的禅意。然而整一部《西湖诗词》星汉灿烂，却独漏了陈独秀——本来就没有人把他当作骚人墨客——的《灵隐寺前》：垂柳飞花村落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灵隐寺前游人渐渐络泽，或求平安福乐或求升官发财，或哭着喊着“平平淡淡才是真”来这儿榨取一点可怜的禅意——有关灵隐寺的万千诗词、聚沙成塔，禅意相仿面目难分，唯有陈独秀近一个世纪前这一句似乎不合禅意，不合灵隐，不合时宜——

酒旗风暖少年狂。

而少年已经死去，少年正在死去。去年5月，在灵隐的另一极是汶川。大街上的血在奔突，在沸腾。从灵隐寺返回杭州市内，大街上站着一队队献血的少年。

少年狂。少年殇。

1910年，革命风暴前夕，在陈独秀“酒旗风暖少年狂”的时候，同样身在西湖边的鲁迅却终日埋头抄古碑，目无湖光山色。他似乎从来都是一位老人。不妨再翻查90年前的5月4日他的日记，天安门似乎离他有十万八千里：“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

今天，在回望五四时代的时候，在激动于陈独秀“酒旗风暖少年狂”的时候，也请谛听赵家楼火光映照下，鲁迅那颗黑暗的心。

1989年某一天，我流窜到北大听钱理群的课，那是现代文学史的第一堂课，在燕园阳光明媚的老教室，老钱一上来就点名：“1915年新文化运动时，最大的陈独秀36岁，鲁迅34岁，周作人30岁，胡适24岁，老舍20岁，冰心17岁——17岁，就是同学们现在这个年纪啊！”五四时代的阳光打在我们的身上。第一堂课布置的作业是《我看阿Q》，老钱厉声道：“从现在起就要严格要求，不许抄书！一定要是你自己对阿Q的看法，随便什么看法都可以。”

20年弹指一瞬，1989年的阳光打在我身上，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今日的作业大概已变成《阿Q看我》——阿Q做着鬼脸张开血口吞噬了多少少年。陈独秀昔日在《新青年》上有一经典论断：“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年，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但之所以说鲁迅有一颗黑暗的心，是因为他彻骨的怀疑，是因为他看到Mr德和Mr赛背后， MrQ和Mr Big的强大。国民革命可以胜利，但国民革命似永无革命之可能。一切的黑暗之后，似乎仍旧是黑暗。果不其然，后来蒋介石是如此断承五四精神的，他将“民主”阐释为“组织”，将“科学”阐释为“纪律”，德先生与赛先生终将成为脸子涂炭的黑脸小丑。

请允许我在90年之后也为这两位脸上坑坑洼洼的老糙哥涂上洁面乳，他们不是熊猫也不是龙，不是孙悟空也不是福娃，他们只是垃圾成山的黑暗大街上平凡的清道夫。民主是常识，是普世的常识，而科学在今日，可以理解为网络时代的全球化，一个今日的新青年，理当站在全球的视野来看待中国，看待自己。

五四精神起初是“打倒孔家店”、“重估一切价值”的个性解放发的出中国传统史无前例的个人主义先声，而后来被更多地当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主义，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二重奏曾经是和谐的，但历经历史的磨难，直到80年代，中国人的话语方式才开始习惯用“我”而不是”我们“，唱歌一唱到我才不只是“我是一个饼”，而是“我要从南走到北”，不是“我要从北走到红”而是“我要从北走到黑”。因此，当《时尚先生》用“我的国”来命名韩寒以及他所代表的新一代中国新青年，以此纪念五四，以此续谱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二重奏。之所以选择韩寒，是因为这位偶像派已经在爱国愤青的围剿下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位真正的实力派，这是经过民主教育的理性公民，懂得爱国主民族大义须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懂得“不高兴”和“没头脑”是寄生怪胎，懂得《中国不高兴》的姐妹篇是《中国没头脑》，懂得用“我”去怀疑“我们”，用一个理性的“我的国”去消解“不高兴”和“没头脑”们动辄念叨的“我国”。

80年代年少的时候，我曾在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中读到批评家哈罗德·卢森堡激动人心的一句话：“只要有一万个人坚持站出来，我们就将重新夺回自己的国家。”一万人太少，仅仅是看一场摇滚音乐节的规模，而韩寒的博客点击率是两亿多。

或许我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刷新对这一代新青年的认识。实际上，这些关键词不仅仅属于这一代，也应当是对青春永恒的若干定义；“自我”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选，而“自我”也包含了“自我”的“责任”——这责任首先是对人的责任和作为人的责任，一直留在四川灾区做心理救助的志愿者刘猛作为体制外的个人，正体现了这种责任感，他没时间去高喊“加油中国”，只是默默帮助一个个濒于崩溃乃至自杀边缘的活生生的人。

“开心”——这是迥异于老一代的一个鲜亮的标志，假如你被金钱权势、被房子和车子，被升学和找工、也被责任和理想压得透不口气，或许你可以去开心网吐吐泡、捣捣蛋，开心网成功的背后，是不再苦大仇深的轻盈的一代，是在网络开辟“ 第二人”游乐场的一代。

“理想”——选择这个词是因为不管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如今都倦于或羞于再提这个词了。15年前崔健曾在《盒子》一歌中高唱理想与现实的分裂——“我的理想在哪儿，我的身体在这儿”，而到了小资文青满在灯红酒绿大街尾随许巍流浪的年代，“理想”不过是一个用来和“流浪”勾搭成奸的动听的韵脚，和“我对着一杯依云水发呆”一样美好而无聊，只有在张守望和他的carsick cars乐队的歌声中，“理想”这个词才像仙人掌从城市的广场上突然长出来，像魔鬼一样掀开马路上的井盖钻了出来——像天使打开糖果盒。

是的，最有争议当然是魔鬼，然而当天使有如满嘴毒草的奶牛痛斥无辜的草原，我宁可相信魔鬼的诚实，魔鬼的叛逆、魔鬼的创造、魔鬼的幽默。

几个月前，我在知青路贾樟柯的办公室和他聊天，我们的话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惊马怒奔，而毛主席在背后静静的盯着我们——像一位稳操胜券的骑手。那是《小武》在一个国际电影节的海报，原来的海报把主席像倒过来设计，现在，贾樟柯听毛主席的话，“把被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海报被倒过来悬挂，这样，毛主席重新坐正端视我们——就像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样。我们社会的本质没变，这始终是你我生活的背景和原色，贾樟柯和我，两个老愤青，停下来看看背后的毛主席——他一直在场，而我们也没有缺席，——然后继续惊马怒奔。

前几天，《时尚先生》为摇滚新青年张守望在天安门拍照。他曾经歌唱过天安门和中南海，而天安门和主席像一直是中国摇滚和当代艺术的经典背景，从崔健到左小诅咒再到朋克新世代，从政治波普到现世现实主义······前不久我还第一次见到了波普教父安迪·沃霍尔1982年在天安门的一张留影。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张守望拒绝在他的前辈崔健和偶像安迪·沃霍尔站过的地方也即天安门毛主席像前留影。最后他穿过天安门，走进故宫，在天安门的背面，戴着60年代地下丝绒（这是曾被安迪·沃霍尔塑造也曾塑造过哈维尔的一支乐队）式的墨镜，直面一个崭新的属于他们的时代。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姿态，和60后、70后相比，80后身上已经大大减轻了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权威的包袱，他们自由生长的空间早已不囿于这个广场，而是向城市的四面八方、向这个全球新的地球伸展。然而，当张守望撕裂稚嫩的嗓子歌唱古老广场上的青春，不同时代的青年终究还是青年，浑圆的落日终将弥合伤口和代沟。

20年前的春天，诗人骆一禾歌唱——“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一个世纪前的春天，“我型我秀”的陈独秀歌唱——“酒旗风暖少年狂。”

灿烂平息。灿烂涅磐。

少年殇。少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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